为什么说“打回去”是一种糟糕的反校园霸凌方案 | 慢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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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哆啦A梦里受害者大雄和霸凌者胖虎

【图注：痛斥过看客之冷漠的鲁迅，会对旁观的小孩子们说什么呢？（图为1932年冬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演）】

必须再次强调一次，建立成人介入的干预机制的重要性。讲白了，霸凌现象是没有办法被杜绝的，但是却可以通过各种干预，被充分地缓解和减少。

实际上，努力营造一个足够友好、反对霸凌的校园氛围，比任何“打回去”的防身技能都来得重要。被严重霸凌和长期被刻意针对的小孩子，都是在为大人们的漠视和不作为买单。跟小孩子大谈自救，却回避和无视其他人特别是教育者应该起到的干预作用，这是在推卸责任和转移重点。

a）父母和老师的参与至为重要

在中关村二小事件中，有一句话非常耳熟：“为什么不报告老师呢？”

这其实是国外反霸凌机构和项目里，反复被强调了很多遍的常识了：孩子很少会告诉老师和家长他遇到了霸凌。各国的数据各有不一样，但这一点可以肯定的：很多霸凌行为，常常只能靠家长、老师的主动观察来判断。

来源：OBPP反霸凌项目网，翻译：端木异，内容略有调整

为什么只有极少数的小孩会告诉父母和老师自己被欺凌，即使是和父母关系很好的小孩也不例外？

这是一个被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问题。在具体的研究中，男孩子比女孩子更容易卷入霸凌，男孩子更倾向身体霸凌，女孩子则更多是言语和关系霸凌。男孩子比女孩子更喜欢和同伴交流自己的行为和遭遇。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无论男女，都不爱跟家长和老师报告自己受到了霸凌。（Eronetal., 1987; Oliver& Hazler, 1992）

原因五花八门：常见的有担心会遭到嘲笑和讲闲话、不愿意扩大事态让更多人知道、害怕招致报复之类的原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父母和老师反而常常恶化了情况。当上一次的求助并没有防止第二次遭受霸凌，还可能增加被报复的风险，受害者很容易因此失去信心。在小孩子不开口的这种情况下，常常只能靠家长的主动观察来判断孩子是否有受到霸凌，以及和老师保持沟通。

处在霸凌中却不向大人开口的小孩子中，可能有一些人只是足够聪明，预测到了这样的情况：无效的求助对象、不当的干预，会恶化情况乃至加重受到的歧视（研究者也证明了这样的可能性）。

因此，父母和老师同样需要接受反霸凌方面的训练。单一层面的应急和偶发性处理，并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由于中国没有足够多的专业的社会力量来提供第三方求助渠道，也没有足够的立法和规章来进行管制、投诉和监控，甚至普遍对校园霸凌缺乏认识和重视，在一点点被完善之前，这一块只能由家长和老师们来自行学习。

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国外校园里经常会散发预防性侵性骚扰、反校园霸凌的资料和传单，而在中国即使读到硕博士，受侵害后学生常常连上哪求助都不会。很多信息本来不应该很难被了解，但是在国内却并没有相应的渠道来获取。请务必利用好网络。

b）校园反霸凌项目的引入

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挪威开始，目前世界上已经有30多个获得成效的反霸凌方案。干预项目的效果是有充分研究和证据支持的。一项横跨欧洲和美洲、包括了27个国家、长达13年（1994-2006）的霸凌干预项目比较研究表明：欧洲大部分国家的校园霸凌行为比例因为干预而获得了显著的改善（HBSC Bullying Writing Group, 2009）。尤其是反校园霸凌项目起步最早的挪威，是众多校园霸凌研究者公认的成效较好的国家。

比如说大名鼎鼎的“零容忍方案”（Zero Tolerance Policy），包含了霸凌预警（筛选、识别和防范霸凌，监控课堂和课外活动），以及一系列干预措施：一旦发生霸凌就会召开受害者会议进行干预，有专门的心理教师跟进，传授应对的具体步骤，假如失效再通知霸凌者和受害者家长；再和霸凌者短时间内密集举行单独会谈和共同会谈，以免相互串通影响干预效果，同时通知家长；最后还会有座谈会，反复强化，以及第三方介入，安排调节，等等。

这一套方案背后，是全员参与的（反霸凌委员会包括校长/老师/家长/学生），项目覆盖下，不同的学校被混编成若干项目组，开展各种团队学习和培训。方案有各种形式的资料和指导。（李锋，史东芳，2015）

再比如说“Olweus反霸凌干预方案”（The Olweus Bullying Prevention Program，通常简称为OBPP）。这个方案是以最早进行校园霸凌研究的Dan Olweus博士命名的，目前在全世界几千个学校被推广和实践。该项目通过对校园设施的建设、相关政策的制定，对校园霸凌进行了综合性干预，学校的霸凌行为报告减少了50%。（童小军，漆光鸿，2009）

粗略而并不全面地总结一下，这些项目的共同点是：

1）更注重预防——年龄越小，干预效果越好。在小学的干预效果比中学好。等到了大约11-13岁的霸凌事件高峰期（各个国家数据略有不同），就只能事后补救了。

2）有相应的评估和具体可操作的对策。

3）关注个体，会按照社会认知模式来训练学生处理、应对霸凌现象。

4）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都能收到成效（不过仍然和实施的强度有关）。

瑞典作为反霸凌起步最早、成效最好的国家之一，研究者选择了该国273名曾经的霸凌受害者进行调查（Ann Frisén, Tove Hasselblad, Kristina Holmqvist, 2012），让受害者们讲述和总结：究竟是什么让他们结束了被霸凌的遭遇？回答最多的是学校的干预，而父母和朋友同学的协助也至为重要（他们知道情况后，同时会报告老师和联系学校）。这正是Olweus（1999）提出的策略：学校教育工作者应该扮演起主要的校园反霸凌角色。

c）不要让老师成为霸凌者和消极旁观者

霸凌的本质，是一种权力不对等，在各种研究中，和歧视、不公这样的关键词密切相关。

为什么现在的校园霸凌愈发严重？虽然在中国，具体的成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可以肯定的是，这二十年来的教育和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寒门再难出贵子”的话语流行，城乡二元结构体系和户籍制度导致的入学机会不平等，或明或暗的歧视现象在教育领域中如此常见，但公立中小学校体制却几乎没有发生相对应变化。在这种旧制度与新情况交织之下，学校和教师的不作为，或者不当作为，是校园霸凌愈演愈烈的最根本原因。

中国校园霸凌中有个特殊现象，就是成绩好的孩子，很少会成为长期被霸凌者。在以升学率作为目标的中小学里，成绩好的学生，比其他学生更能影响到教师的绩效考核，使得教师在成绩好的学生身上投注更大的关注和干预；另一方面，在和同学的各种互动中，成绩好的学生也往往更容易获取优势地位：抄作业，分享课堂笔记，更容易获取其他人的信任。这在印度也是成立的，成绩中等和差的学生被霸凌的风险更高（Ray Munni, Malhi P, 2006）。可以对比的是，在美国中小学，由于体育才能和社交水平往往被更为看重，成绩不错但是羞怯孱弱的学生，反而容易因为所谓的“nerd discrimination”（书呆子歧视）而遭到霸凌。
Nerd们为主角的美剧《生活大爆炸》Nerd们为主角的美剧《生活大爆炸》

由于教师对学生具有双重的身份优势（成年与未成年，教育者与被教育者），所以如果对霸凌给予一定程度的关注，对于预防和阻止霸凌是最有效的。但是，在实际的中小学教育中，中国社会事实上默许了中小学教师对学生的区别对待。在很多学校里，批改作业、选班干部、安排座位、师生来往，教师不但没有身体力行去消除歧视，反而加强歧视。隐居在课堂边缘的学生，逐渐失去了资源分配、师生互动的平等地位，被歧视，被冷落。

从文化上说，我国并没有对被教育者一视同仁的传统，在中小学教育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规训中，既没有强调无差别的进行教育，也没有针对差别对待而设立相应的惩罚规定。在实践中，教师的精力和注意力，成为了一种被家长和学生争相抢夺的稀缺资源（“请多关照一下我们家的孩子”），从而滋生了权力的寻租。

另一方面，学校也形成了霸凌的一种体制性来源。学校本来应该是一个隔离了学生的家庭属性和父母的社会属性的地方——不管这个学生的家庭条件如何，父母的背景和资源如何，原本都应该一视同仁。但是，公立学校在升学和生源压力下，以及教育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的诱惑下，争先恐后对学生家庭背景、经济条件进行审核，并结合以学生的成绩来给予入学许可，事实上对公立教育资源进行了歧视性的分配。关于中国校园的研究，通常也都认为，城乡结合部学校和农民工子弟入遭遇的歧视和霸凌现象，是更为严重的。

在学校的这种表率性行为之后，教师也间接获得了学生家庭的各种信息。与改革开放早期的偷偷借家长会来“摸底”的做法不同，如今的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已经利用新技术组建了各种微信群、QQ群，而家长不仅要在社交媒体中“拼”身份背景和经济能力，来获取老师对自己子女的关心，还要进行各种义务性的劳动投入，帮老师们完成各种教育业绩。

而无心或无力这样做的家庭（往往是经济条件较差，或者从事体力性劳动、没有时间与教师互动的低收入阶层）的子女，则非常容易被老师们忽视乃至讨厌，从而形成了各种偏见、冷淡和不公平对待。因为这种隐形的教育歧视、而被纵容甚至形成的“制度性霸凌”，或许以后会引起更多学者的注意。

【作者简介】

端木异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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